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Chinese Folklore Studies:Where Do We Go from Folklorism?

  作者简介:王霄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保护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广东 广州 510275

  原发信息:《民俗研究》(济南)2016年第20163期 凤凰彩票网(fh643.com)第15-25页

  内容提要: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凤凰彩票官网(fh03.cc)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民俗学/民俗主义/学科危机/学术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先从笔者最近遇到的两件事情讲起。①2015年,受珠海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委托,我们开展了一个题为“唐家湾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开发模式探讨”的研究项目。一说起珠海,大家的印象就是从海边的小渔村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座现代化城市,殊不知作为老珠海的唐家湾原本并非渔村,而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由于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入在发展经济方面,古镇的景观日趋败落,核心区域几乎变成外来打工者聚居的城中村。我们的任务是对古镇中现存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进行梳理,然后结合国内其他古村镇保护开发的经验,对当地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些遗产提出对策性建议。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唐家湾因邻近澳门,近代以来发展起了独具特色的留学文化、侨乡文化、商业文化及买办文化,涌现出一批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风云人物,如开平矿务局和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人唐廷枢,“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创办人唐国安,粤剧编剧家唐涤生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苏兆征等。在中心地带的唐家凤凰彩票娱乐平台(5557713.com)古镇,至今保留有三庙(圣堂庙、文武帝庙、金花庙)、十三座宗祠、唐绍仪故居(含望慈山房和共乐园)等古建筑群,以及唐家茶果、“金花诞”等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每年农历四月十七日在金花庙举行的“金花诞”,在当地保存较好,2012年被列入珠海市第五批市级非遗名录。但我们在参加2015年“金花诞”的过程中却发现,虽然全村大部分家庭都有捐款,祭祀时还使用了以三条烧猪为祭品的最高等级,但整个活动规模很小,现场只有二、三十个妇女和老人参加,前后持续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三庙平时一般都大门紧闭。古镇里的祠堂等古建筑,大部分也都处于闲置状态,有的里面长满荒草。“金花诞”那天,正好有个在唐家古镇租屋居住的美国人路过,看到庙门开着,里面香烟缭绕,他非常兴奋,说自己就住在离这个庙不远的地方,以前不知道这是什么建筑,原来这是座庙!对此我们课题组成员也多有感慨,像唐家三庙这样的古建筑和“金花诞”这样的传统民俗,能不能通过当地政府、社区和民俗学者的共同打造和经营,使之成为一种公共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共享呢?

  另一件事是,2015年10月,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由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主办的“城市化进程中节庆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是在“北京传统音乐节”系列活动的框架下举行,这个音乐节已举办了七届,规模很大,经济上主要依靠政府资助。所谓传统音乐,主要是相对于现代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而言,既包括中国古典音乐,也包括国内外各个民族的民间音乐。很多出身“草根”的音乐班子在此也有机会登上艺术的大舞台,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展示风采。这样一个音乐界的活动,为什么也邀请我们民俗学者参与呢?原来主办者这些年来在收获成功的同时也受到很多批评。在研讨会上有学者就质问他们,你们这种音乐节其实就是一个人为设计的活动,根本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节日,经济上也不能自足自养,一旦政府撤资,就搞不下去了。如果将来想要长久经营,最好是把它打造成一个真正的民间性质的节日。于是,如何让传统音乐节更加“节日化”就成了会议的凤凰彩票官网(fh03.cc) 一个中心议题。在场的民俗学者们纷纷建言,从节日的时间坐标性、神圣性、公共性、创新性等角度进行了讨论。

  身处以上两种情境,笔者经常想,当我们民俗学者以专家或咨询者的身份,参与到唐家湾的保护开发、“金花诞”和“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建构设计这类社会文化实践中去时,我们其实不就成了德国学者所说的“民俗主义者”?假如不想被带上这样一顶帽子,那么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其中,做到既能服务社会又不会丧失自身的学术立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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